印鑒，是書畫作者取信于人之證物，用以確屬自己的創(chuàng)作。印鑒的使用，大約始于唐代。據(jù)記載，唐代張彥遠的家祖曾刻“河?xùn)|張氏”印，鈐在書畫作品上，以此被視為書畫收藏家、鑒賞家用印之濫觴。書畫家自己用印，是在宋代趙希鵠《洞天新錄》中提到，郭熙畫于角上有“熙”字印�！对绱簣D》左邊中部鈐有“王子年郭熙畫”印，以及常見米芾鈐“米芾”、“芾印”于尺牘上，蘇東坡也以“眉陽蘇軾”印用在書畫上。然而這只是極少數(shù)人，就書畫家署款也只是寫在不顯眼的石隙中，在宋代絕大多數(shù)書畫家是不署款，不用印的。

到了元代，相傳王冕始用花乳石（青石之類）刻印，鈐于書畫，效果極佳，鐫刻又十分方便。此時，正值文人畫之昌盛時期，隨之廣泛而普及，研究印學(xué)也蔚然成風(fēng)。明、清時每畫必有印，無印感到畫面不完整，使得繪畫與詩、書、印融為一體。此間，一些收藏家、鑒賞家更濫于用印，凡經(jīng)他們過目或收藏的名畫，便隨心所欲鈐印，往往一件作品上鈐達幾十方、幾百方印，如元錢選《浮玉山居圖》流傳至清末，所鈐收藏、鑒賞印已達260方，真可謂洋洋大觀。從對書畫鑒定角度來看，這些繁雜多亂的印記，大致可分為作者印、收藏鑒賞印、宮廷印以及象形印四大類。

作者印包括書畫家的姓、名、字、號印。還有書畫家將自己的起居、藏書、藏畫起號為齋、軒、廬、樓、室、亭、居、舍、庵、園林、別墅等治為印，稱為館堂室名印，如明中期陶浚“潑黑山房”印，清早期高岱“曠庵”印，清中期黃丕烈“求古居”印等。書畫家將一生中經(jīng)歷的重大事情治為印，稱為記事印，如清中期李“辭官賣畫”印。

書畫家將自己仕途進爵刻成印，稱為官宦仕途印，如清早期唐岱“御賜畫狀元”印，清中期李宗翰“吳興太守”印，鄭燮“十年縣令”印等。書畫家出身仕宦，歷史人物之家，英雄名門、忠良后裔或書香門第治為印，稱門第印，如明沐璘“黔寧王世家”印，明杜瓊“旌節(jié)名門”印等。另外還有里居印、吉語印、詩文印、典故印、紀年印等，都屬于作者印，與作者有密切關(guān)系。

鑒賞印和收藏印，往往在名書畫上鈐有真賞、玄賞（物外玄賞）、心賞、欣賞、清賞、玩賞、珍藏、鑒藏、袖藏、考藏、家藏印，子孫永寶、子子孫孫永寶印等。

宮廷印，即皇宮御用，例如宋徽宗宣和七年璽印：“雙龍”、“宣和”、“大觀”、“宣歙”“政和”、“內(nèi)府圖書之印”、“宜子孫”印等。

另有八璽、十三璽印。宮廷治印數(shù)量也十分驚人，乾隆用印170余方。

最后一類是象形印，即圖案印，也稱肖形印。即刻成圖案或人物、動物、飛禽、花奔等圖案，如作者的生肖、吉祥物治印。此類印在篆刻中有其特殊魅力，它以質(zhì)樸、簡約的藝術(shù)特點，沿襲至今。

書畫中用印，特別是作者姓名印，依然保留了“以示鄭重”、防他人偽造的用意，因此在書畫鑒定中，占有相當(dāng)重要的分量。對印章鑒定的辦法，應(yīng)以真的印章為范本，從尺寸、篆法、筆畫的曲折、肥瘦、白文或朱文進行分析，細心核對，凡與范本完全相同者，就是真品，否則就是偽品。印章篆刻的藝術(shù)水平、印文內(nèi)容以及鈐于書畫中的位置是否得當(dāng)，均為鑒定中的重要因素和依據(jù)。一般說印章與畫的水平應(yīng)保持一致性，畫精印章同樣精。署款一般為作者名款，引首印、壓角印，其位置和印章大小，無不顯示畫面章法之高明，并與畫巧妙結(jié)合，融為一體。

但是印章的使用遠比作者的壽命長久，可代代流傳，長期保存。所以印章真，不等于書畫真，印章在某些情況下，會起到副作用。因歷來鑒賞家水平高低有別，或粗心失誤，以假當(dāng)真，甚至有意為作品“涂脂抹粉”，人云亦云的鑒定者也大有人在。經(jīng)驗告訴我們：鑒定書畫作品，不能單以印為依據(jù)，歷代書畫家一生中用過很多印，根本無法找全他的真正范本，也就無法依賴于印章。隨著近代科學(xué)的發(fā)展，所制假印章，完全可以達到以假亂真的目的。因此，掌握好對印章的識別，對鑒定書畫，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。例如清末畫家任伯年的書畫。

任伯年（1840-1896年），初名潤，字小樓，后改字伯年，別號山陰道人、山陰道上行者，擅長畫花鳥、肖像、人物和山水，尤以花鳥畫人物畫稱雄畫壇。他的繪畫，筆墨生動，色調(diào)明快，構(gòu)圖新穎，是海派畫家中的佼佼者。由于他在書畫上有很高的藝術(shù)造詣，因而在近代畫壇上聲譽赫然。正因為如此，早在任伯年在世時，即有偽造任氏畫的，致使傳于今的任伯年書畫真贗雜糅，給收藏與研究任伯年書畫者帶來很大困難。如要鑒別其真?zhèn)危�那就必須了解和掌握任伯年書畫的筆法、墨色、題款、印章的特征，綜合地進行分析，尚能得出正確的評價。

任伯年的款，有其明顯的個人特點。《清朝野史大觀》說任伯年“書法亦參畫意，奇警常”。以書法筆法作畫，自元代始歷朝皆有之。任伯年題名款與元人不同，他一般不用平頭款，而用抬頭款，即題款的頭一行與第二行相比，高書一字或數(shù)字，用楷書題跋極少。

書畫中他人的題跋也是鑒定的佐證之一，有的作品未落作者本款或鈐印，如傳世畫《任淞云像》，就是依據(jù)胡遠的題跋定為任伯年的真跡。任伯年的印章，約48方，其中大部分是印文相同而篆法、刻法不同的印章。這種變化，表現(xiàn)為他一生不同年齡階段的變化。印章可以被后人補蓋，從而造成印章與作品風(fēng)格錯位現(xiàn)象，即畫偽印真的贗品，如不了解畫家風(fēng)格，單靠印章必然受騙。